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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談文學的文化之根與自然之根

        論文導讀:在著分歧與爭議,但在我看來,首先應該高度評估的,是其鮮明的時代色彩與深刻的思想價值。   在杭州會議掀起“尋根文學”運動之際,中國社會“文化斷根”進程已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從舊中國的洋務運動、五四運動,到新中國的“思想改造”、“反右斗爭”、“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華民族大地上持續不斷地在上演著一系列的

        文學的文化之根與自然之根魯樞元,著名文學教育家,本刊顧問。生于1946年,現任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生態批評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兼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文藝學跨學科研究,在文藝心理學、文學言語學、生態文藝學諸領域有開拓性貢獻。1988年被國家人事部遴選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代表作有:《創作心理研究》《文藝心理闡釋》《超越語言》《精神守望》《生態文藝學》《生態批評的空間》《心中的曠野》《文學的跨界研究》《陶淵明的幽靈》等。其中《陶淵明的幽靈》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同時該書并于2014年榮獲中國第六屆魯迅文學獎。
           文學有根嗎?文學的根在哪里?
           1984年年底在西湖邊舉辦的那個為期一周的研討會上,韓少功等人的發言隨后引起一場波及全國的“尋根文學”文學思潮。那次會議我被邀請參加,這里先抄錄一段我當年的日記:
           (1984年12月12日)晨六時起,乘車赴杭州。車行四小時,與茹志鵑、許子東、宋耀良同座。近午,至杭州,住陸軍療養院十三號樓,樓前修竹數百竿,亭亭玉立。余與上海文聯黨組副書記、上海作協秘書長徐俊西同住一室。
           午后,一行游西湖。先至花港觀魚,后乘船游小瀛洲三潭印月處,途中與陳建功談及小說創作,談及風格、語言,談及宏觀、中觀、微觀,談及廚川白村,甚投契。與鄭萬隆談起苦悶的象征。又與莫言、程德培、張帆(南帆)諸君談……①
           那次會議原定的主題是“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不料,“尋根”卻成了會議上的熱點與 。從 記中的記錄以及現在的回憶看,我在這場很快成為當代文學史上重大事件的討論中,并沒有什么突出的表現,甚至還有些茫然。一是會上興風作浪的多是小說家,他們對于文學的“斷根”、“失根”狀態有著敏銳的直覺;二是“尋根”其實是“尋文化”,當年這些沖鋒陷陣的小說家可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像韓少功、鄭萬隆、陳建功、李杭育都是文革后在大學結結實實讀了四年書的高材生,鐘阿城沒有大學學歷卻出生于文化名門,自幼已經飽讀經史。而我,作為一個老大不小“青年評論家”,由于文革的緣故,大學只讀了一年半,只能算一個高中生,實在就沒有多少文化。“文化”的概念在我的腦子里還是一盆漿糊。
           會后,杭州會議上的這些“尋根者”便把他們在會上的言論整理發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韓少功的《文學的“根”》、鄭萬隆的《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
           作為這場思潮的第一發動者,韓少功在他的《文學的“根”》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絢麗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急迫地表露出他對當代文學失根狀態的關切。“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②這句話后來便成了尋根派文學的一面迎風招展的大纛。
           以我的理解,“尋根文學”是以文學創作探尋文學以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
           具體到不同的作家,探尋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韓少功看重的是頗具“人類學”、“人文地理學”色彩的“地域傳統文化”,如他在文章中開列的“湘楚文化”、“南粵文化”、“吳越文化”、“北疆文化”、“商洛文化”等;鐘阿城鐘情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精神文化,諸如“周易”、“詩經”、“道家”、“儒家”、“佛學”、“禪宗”等;鄭萬隆偏愛的可以說是植根于荒原與幽谷中的“原始文化”,具體說來是那些尚且游離于文明社會之外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如“鄂倫春族文化”、“赫哲族文化”、“達斡爾族文化”等。正如韓少功文章中指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已經開始從這些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青年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根”。他把這種尋根文學傾向視為“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③
           文學界對于“尋根文學”始終存在著分歧與爭議,但在我看來,首先應該高度評估的,是其鮮明的時代色彩與深刻的思想價值。
           在杭州會議掀起“尋根文學”運動之際,中國社會“文化斷根”進程已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從舊中國的洋務運動、五四運動,到新中國的“思想改造”、“反右斗爭”、“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華民族大地上持續不斷地在上演著一系列的“拔根”運動。知識界、思想界在強大政治意識形態支配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視為落后文化,務必掃蕩一空;將自己的民族之根貼上“劣根”的標簽,務必鏟除凈盡。認定只有讓“美式文化”或“蘇式文化”在自己的國土上生根發芽,才是國運昌盛的唯一正途。于是便釀成了民族的無根狀態。
           一個無根的民族是沒有生機的,一個無根的國民是沒有靈魂的。
           對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漂泊于國家淪陷、民族危亡之際的法國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有著切膚之痛。這位僅僅活了三十四歲的杰出的女思想家在她去世前寫下的最后一本書《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1943)中指出:“扎根(enracinement)也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視的一項需求。”“拔根狀態便是種致命的疾病。”④關于“拔根”給一個民族造成的傷害,薇依說:
           拔根狀態是各種人類社會之疾病中最危險的一種,因為它會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兩種表現:或者他們落入一種靈魂的惰性狀態中,幾乎無異于死亡,就像羅馬帝國時期大部分奴隸那樣;或者他們總是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經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的活動中。⑤
           薇依在她的書中結合世界上諸多民族的歷史分析了造成“拔根”惡果的理由,一是異族的武力入侵與蠻橫統治;二是金錢誘惑下的經濟支配力量的誘導。她講到法國、巴勒斯坦、德國、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的情景。當講到中國時,她用了這樣一個句子加以表述:“中國則神秘莫測”。那時節的中國,固然也存在“異族入侵”與“金錢誘惑”,但“拔根”的病象更多則是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呈現的,那是一場持續展開的“自我拔根”運動,這令薇依迷惑不解。 全文地址:http://www.qdhlgm.com/jdwxlw/lw50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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